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，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，必须适用严刑峻法。司法解释的出台，不但契合了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目的，更重要的是主动、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，对性侵害行为提供了精准的打击武器。

司法解释坚持对儿童的优先特殊保护原则，在罪刑法定的限度内，进一步扩大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。如，对于性侵害所触犯的刑罚问题，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区别。一些专家认为，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对幼女身心健康所带来的伤害并无不同，但在量刑上差别较大，这对于被害人很不公平。针对此问题，《意见》规定，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，均以强奸罪论处。通过该规定，进一步明确了强奸罪的认定标准。

《意见》还通过扩张解释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空白。如，对于14岁至18岁之间的女孩，若在“自愿”情况下，行为人与其发生性关系，到底如何适用刑罚，法律存在空白。《意见》对此作出回答：对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，存在利用优势地位迫使未成年人就范而发生性关系的，也以强奸罪定罪处罚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对方是否“自愿”，只要特殊职责人员与其发生关系，都要负刑事责任。

然而，由于司法权本身所限，《意见》对于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做出规定，只能期待立法层面的突破。如，关于男童的保护问题。现行刑法规定的奸淫幼女行为并不包括对男童的性侵，这既违背了对儿童的平等保护原则，也使得奸淫男童的行为只能按猥亵儿童罪进行处罚，而该罪一般情形下只能处以“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，量刑偏低。因此，有必要将奸淫幼女行为改为奸淫儿童行为，实现对儿童的平等保护。

当然，立法也好，司法解释也罢，我们都必须清楚，在未成年人受性侵害案件上，事先预防远比事后打击重要。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——父母，未成年主要生活场所的管理者——学校，以及有关社会力量，都应该切实负起责任，进一步强化预防和保护意识，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构筑起一堵安全的防护墙。（人民日报 2013年10月30日18 版 吴献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