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前夕，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公布施行。此前，《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于2011年11月发布即引起广泛关注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当时一项对1386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，75.4%的人表示关注“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”。而生育方面的相关规定成为人们的一大关注点，近些年来“生还是升”成为横在众多女性——从白领到打工妹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　　生育与工作，本就存在时间、精力上的紧张，并非易事，女性尽力寻求平衡兼顾之道;而用人合同中“女性不准怀孕”条款的出笼，女性因怀孕生育受解聘的官司新闻，更是让人感到“生与升”冲突之尖锐。对此，一种很有市场的说法是：对用人单位来说，怀孕生孩子会分散精力，造成经济损失，此外，还要给带薪假，都是不合算的。在用人单位——利润的单一视角下，生孩子俨然就是一个损利无益的额外“负担”，是“女人事多”。
　　然而，事实绝非如此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道：“根据唯物主义观点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，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。但是，生产本身又有两种，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、衣服、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;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，即种的繁衍。”学术界对“人类自身的生产”内涵的理解趋于丰富，包括管理、科技等，不仅仅指生育，但生儿育女无疑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基础含义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：“社会生产包括密不可分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”。两种生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可见，生孩子与工作不是对立的关系。
　　然而，生育以女性为直接载体，这种重要的生命活动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，生命活动的价值不被承认，也难有公共力量予以支持。女性独自承担着这些生命活动，也独自承担着这些生命活动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时间、精力等冲突。正是这种结构性因素下，女性陷入“生还是升”的两难困境。
　　所以，问题的根本，不是在于“生孩子”挤占“工作”上的时间、精力问题，而是在于生命活动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二元论——以主-从地位组织这两个概念，将其关系建构为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。“女职工不准怀孕”便是这种对立、排斥的典型体现。这种文化观念代表的是非可持续的模式。
　　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的公布实施体现着对“女职工‘生孩子’，何处安放?”的积极回答。当然，要真正实现现实中女职工“生孩子”的安放，还需要持续的、多方位的推动。
　　需要指出，除孕期哺乳期劳动保护之外，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还涉及诸多重要议题。2004年一份基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调研的报告披露，“女职工劳动卫生、职业安全及健康保健问题突出”、“女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得不到保护，加班加点超工时现象在非公有制企业普遍存在，且不能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，以服装、鞋业、餐饮等服务业最为突出。
　　据调查，有的女职工人均周劳动时间为76小时，甚至长达90小时。更严重的是，因企业实行计件工资，一部分处于孕期、哺乳期的女职工也需加班加点”……对此，我们需要严肃关注和着力改善。为了一种人本而非物化、异化的社会生活，有必要明确：劳动者并非是“能创造价值的机器”；劳动者——包括男性、女性——的主体性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追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