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坛作为新四军的革命根据地，曾涌现出诸如“小红妈”王吉娣这样的革命母亲，本文的主人公郭凤英也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革命女性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  保护革命者

    1921年7月，郭凤英出生在金坛城东戴庄村荆巷自然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，她从小随父母在丹金漕河边三茅殿渡口摆渡为生，过着风餐露宿、饥寒交迫的日子。渡口虽小，却是社会的一个窗口，来往路人形形色色，善恶忠奸，郭凤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，养成了爱憎分明的性格，这也为她日后成为革命积极分子奠定了基础。

    因为家庭贫困，郭凤英16岁就到景家做了童养媳，18岁完婚。她的婆家就在戴庄村后的一个棚户，离三茅殿渡口仅一里之遥。戴庄村三面环水，是当时新四军抗日打游击的一个落脚点，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。郭凤英丈夫景荣那时已是一名地下党员，许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常来往于他们家。这期间，郭凤英多次掩护新四军干部和战士，并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。

    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中共丹阳县折柳区党委书记袁凤英来到郭凤英家，郭凤英还特意为她包了馄饨。突然，从外面传来一声“鬼子来了”的惊叫声，郭凤英赶出门一看，几个鬼子和伪军快到家门口了，袁凤英转移已经来不及，郭凤英急中生智，忙把四岁的儿子景柏松塞到袁凤英怀中，自己若无其事地边哄着孩子，边吃着馄饨。鬼子闯进屋就问：“看到新四军没有？”郭凤英摇摇头，他们又指着袁凤英问：“她是什么人？”郭凤英镇静地说：“是我妹妹，孩子的姨娘，今天来玩。”由于郭凤英的从容镇定，鬼子没有再追问，转向景荣做个手势要榔头，景荣就带着他们到猪圈拿了把木榔头。后来，鬼子还强迫抓来的民夫去拆郭家门前的小木桥。此时，袁凤英已经趁机安全转移了。解放后，在上海任职的袁凤英还曾来金坛看望了郭凤英这个救命恩人。
    1946年底，国民党反动派对茅山地区实施清剿，新四军在金坛地区的留守武装遭受重大损失。1947年1月，新四军茅山留守处主任薛斌在三茅殿附近遭到白塔自卫队的袭击，突围时与部队失散。他自己身负重伤，只得就近隐藏在荆巷村。薛斌本是荆巷村人，还是景家的亲戚。一天深夜，郭凤英听到窗外传来“开门”的喊声，她走近窗户听出是薛斌的声音，忙开门让他进屋，见其头发乱蓬，胡子老长，衣服又脏又破，立即烧水让他洗澡，给他换上景荣的一身衣服，接着又做米粉团子，炒腌菜给薛斌吃。后来，郭凤英还为薛斌准备了干粮，并和村民一起，用船连夜将薛斌送到长荡湖，转往上海，成功脱离了险境。
    是年冬日的一个夜里，天下着雨，新四军的几个武工队员来到郭凤英家。他们又冷又饿，郭凤英为他们煮了一锅芋头，烧上一锅粥，队员们边吃边烤火边烘衣。郭凤英还叫醒隔壁草棚里的单身汉王老四，让出茅棚，打草铺给武工队的队员们休息，王老四则搬到郭家住。第二天，郭凤英把王老四的小草棚锁上，从猪圈通草棚的小窗口端饭送菜，到了晚上，让武工队员们安全撤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建设新社会

    1949年4月，金坛解放后，郭凤英挨家挨户动员妇女参加妇联组织，带领大家上冬学，搞土改，斗地主，做草鞋，支前线。在短短的几天里，发动妇女群众为解放军做了七八十双草鞋，上百个慰问袋。郭凤英的大儿子景柏松说当年母亲给妇女做工作时，还挺着一个大肚子。按农村说法，大肚子不能进别人家门，郭凤英就在人家门口坐着做工作，完全不考虑自己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孕妇。郭凤英虽然没有上过学，但她心中明白，没有什么事比为革命服务更重要。
    1952年春，郭凤英率先组织蒋家渡九户人家办起互助组，在自家分的田里示范施化肥。她主动帮贫困户干农活，带头缴纳爱国公粮，领导全村妇女，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“半边天”的作用。1954年，郭凤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为工作表现积极突出，1958年12月，郭凤英还前往北京，参加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，和2500多名全国各族姐妹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接见。
    1960年1月，城东公社党委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，要抽调骨干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，在公社牛场村创办万头养猪场，郭凤英当仁不让被派去做负责人。她和同志们白手起家，商议提出：“一天有眉目，三天见成效，五天要猪叫，困难吓不倒”的口号，以及“分工合作，白天工作，晚上汇集”的工作方针。他们一边打报告到信用社申请贷款，一边发动群众集资、出工、献料。五天后，生产队和村民腾出空房十几间，因陋就简做猪舍。由于采购、种植、加工饲料有计划，选购种猪、母猪、苗猪有行动，不到一年，养猪场规模达到千头猪以上，平均圈存量达860多头，从此逐步走上”一条龙“养猪的格局，形成饲料自种植、自加工，自喂养，自繁殖交配，自选种猪，猪粪自垩田，自办沼气的自力更生的良性循环，大大发展了当地饲养业。
    1961年底，城东公社党委提拔郭凤英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，主持工作，一干就是十年。她和同事们齐心协力抓农业生产，培育良种，科学管理，130多亩水稻产量由三四百斤提高到七八百斤，翻了一番。郭凤英蹲点的第二生产队是全大队的样板队，她亲自下田，亲自耕种，做出了榜样。
    1971年至1983年，郭凤英调任小柘荡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。该大队是金坛县渔民散落在外，上岸安置的重点队，方圆十里范围内都是荒塘、荒滩、荒河，是经济落后的大队。郭凤英到任后，考虑到要使渔民们一门心思从事渔业生产，唯一办法，就是要替他们解难题，排忧愁，使他们能安居乐业。郭凤英调查发现，大队里有大小渔船30多条，陆续上岸定居的共30多户，120余人，其中失学的青少年28人，他们似脱了缰的野马，说不准哪天摇起船就走了。要拢住渔民的心，首先得解决岸上住宅问题。于是，郭凤英想出“三个一点”的办法：打报告向上要一点钱，向信用社贷一点款，向渔民集一点资。资金到位后，专款专用，在一个多月里，新建40余间砖瓦平房，分配给渔民，让他们居有其屋。同时，将多余几间房子办起一所渔业小学，让渔家青少年子弟进校读书，全部免费寄宿。十多年间，这里为渔家子弟培育了一批人才，有干部、民警、企业经理，还有会计、司机、技术员等。
    郭凤英让渔民上岸定居，安定民心，初战告捷。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，1975年，郭凤英抽调民工开垦小柘荡鱼塘与庄田，不到一年时间，60多亩荒滩变鱼塘，有鱼花塘，养鱼塘24个，台田40多亩。渔业大队将渔民按技术、技能分成箍网组，丝网组、钓钩组，1976年开始在大队养鱼基地实行“分组作业，联产计酬”。鱼花组、养鱼组、实行科学管理，“一条龙”经营。渔民不会种田，就从邻近村迁进几户老农和渔户组成混合组，进行“传帮带”。
  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实行改革开放，渔业大队抓住机遇，进一步发展经济，农渔副合理分工，人尽其才，有木工组打家具，有铁匠组制作生产生活器具，编柳条篓子组则由年老体弱者参加。这样既发挥了集体经济优越性，也调动了个人生产的积极性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，渔民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。几年后，渔民们陆续建起了新屋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，个别人还盖了小楼房。郭凤英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
    1983年，郭凤英光荣退休，离开了她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工作岗位。几年前，郭凤英的丈夫病故，郭凤英就由六个子女轮流接到家中照顾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她没有什么文化，但是凭着一腔热忱，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金坛市妇联供稿）